难忘我在杭州当市长的日子
我是1999年3月到杭州，2001年11月离开杭州的。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杭州也变化很大。有许多事情，既觉得非常遥远，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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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世纪交替之际，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杭州和宁波同为副省级城市，有时候宁波发展得快些，有时候杭州发展得快些。当时上海发展非常快，徐匡迪(原上海市市长)跟我讲，要是高铁一通，有可能杭州的那些企业家全跑到上海去了，杭州就没戏了。
当时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有个评价：“西湖是美的，如果拿个芭蕉扇把西湖一盖，其他地方就不咋地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西湖，杭州只能算是个三流的城市，就没有优势了，怎么和上海、宁波友谊竞赛？杭州要发展，必须坚持“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当时围绕此战略，我们提出了四个措施：即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通过人居环境的整治优化，才能提升城市品位。
另外，在空间结构方面，杭州始终定位不清楚，长期以来只是围绕着西湖转来转去，城市多种功能过分在湖滨区域叠加，造成该区域交通拥堵，人口过于稠密。
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以西湖为核心的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钱塘江时代。
这步棋如果不走下去，空间合理布局就不能迎刃而解。后来的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促使城市中心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展开的。
只有迈进钱塘江时代，杭州在空间上才能合理拓展。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步，在城市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就是要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轴，思想要高度统一。为了让人们承认钱塘江是城市的发展主轴，看到城市的未来，我们聘请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由他们筹资50多万美金，编制了钱塘江两岸的景观规划。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划，尽管现在没有完全按照此规划实施，但是规划的前景唤醒了人们的认知，统一了思想：未来杭州市区就应是以钱塘江为中心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步，钱塘江边的开发建设是低档次的填空还是高品位的开发？当时钱塘江两岸是城市的边缘，一些先期建设的小区的环境质量非常差，几乎跟棚户区相似。我们把这个地方重新定位设计成杭州的钱江新城，城市未来的CBD。从这个角度出发，钱塘江两岸全部控制开发，坚决实施“拆违复绿工程”，高标准开展钱江新城规划设计。
第三步，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来这里有一个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这个热电厂的规模很大，每年会产生严重的煤灰污染。该热电厂是由当时很知名的香港大企业家投资的。这么大规模的热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订好了，等于说木已成舟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或者说杭州城市走向钱塘江时代就成了句空话，因为该拦路虎正好处在钱江新城中心地带。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也不统一。
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因为从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但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作出这个决定，省政府又作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
这是件两难的事情，一般人肯定就放弃了。当时我认为这件事情非争取不可，因为这是关系到杭州城市未来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在未来的城市中心，也就是在钱塘江北岸的核心地段建一座热电厂，那么怎么让城市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
而且这座热电厂正处在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战略通道上，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这还能建什么城市CBD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北京找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他们作为浙江同乡也了解杭州。他们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曾培炎说：“我支持你们。”
我回来以后，就主动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整，因为国家计委已经表了态，这个项目可以下。我想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我在杭州所有重大决策中做得最好，对长期发展最有利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
第一，工程全部停下来，断电断水。
第二，组织人马，分成四个小组解决问题。设备在哪里订货，就到哪个厂家去跟他们谈赔偿。
